这是一条看不到尽头的铁轨,笔直、崎岖、偶有交叉,初夏清晨的雾气潮湿、 朦胧、弥漫在山野荒草间,远方汽笛鸣响,隐隐人声嘈杂……
“其实每个人的生命 都象这条铁轨一样笔直,然后崎岖、再笔直,偶有交汇点, 然后各自目标明确地无限平行、延展下去,最后到达终点的站台,抑或消失!”朱军说。
下午,透过午后温暖的阳光,落地的玻璃窗外,朱军的车子缓缓地驶入,下车、透过一窗葱翠浓郁的树荫剪影,他的表情一如既往地淡定而平静,从后座上拿出包,轻轻地关上车门……
3分钟后,他已经坐在我的面前了。微笑,带点力度的亲切微笑。
我没有用事先准备好的CD,也没有面对“国嘴”说不出话来,和他聊天远比我想象中容易得多,他和我一样神情悠闲地品茗着手中的绿茶。那是新茶,绿得鲜艳,闻着清香,喝到嘴里有淡淡的苦,回味,却是甜的。
本想为他营造出一种轻松、舒适的环境,也想表现出一副诚恳、可信的样子,然后再咄咄逼人、步步为营,然后让他不自觉地深陷,最好能出现如《艺术人生》一样感人泪下的场面……但,很快我就发现,这样的想法和企图根本就是徒劳,因为你会不知不觉地被他的情绪、话语所感染,所牵引。一如在《艺术人生》的现场。于是,我想既然做不了很好的提问者,就做个最好的听者、最好的聊天对象吧!
人生就象铁路一样,有很多的纵横交错,但无论怎样转换,都不会影响到达自己的目的地,只要你目标明确……幸运的是,朱军选择的岔路口都是对的。
“父亲是军人,也许是因为从小就生长在部队大院里的缘故,耳濡目染,很早就对当兵有一种深深地向往,觉得穿军装特别地威风。那时候我家里条件不太好,兄弟姐妹7个,从小到大,每到月底的时候,母亲就拿着脸盆,到别人家去借玉米面,到我们开学的时候,就向别人借学费帮我们报到。那时候上学,学费不过三块六毛钱,家里很少吃肉,连白面馒头在我的概念里从小到大吃的时候都不多,基本上都是玉米面,我就是这么成长起来的。16岁半,我就当兵了,一方面是对部队的向往,一方面是我希望尽早自立。家里人还是希望我去考大学,但是我还是选择了去当兵。”
“文艺兵?”我问。朱军笑了,笑容有点深奥。随手从桌上拿起香烟,点上,是在北京不常见的“兰州”烟。
朱军是兰州人,当兵也是在兰州。他笑,是因为我猜不出,他当了四年的侦察兵。在火热的军营里,大家互相攀比,但比的是谁进步得快,谁拿到嘉奖了,谁又立了功。只有在这样的战斗部队,才会明白什么叫军令如山倒。四年的侦察兵,培养了朱军认为男人最为重要的品质——坚韧,学会了什么时候该坚强,而什么时候该忍耐。
“军体达标,我单杠可以双臂大回环。 ”他有点自嘲也有点得意。
摄影师在不停地按着快门,朱军的细微表情都被他一一捕捉。
“你不介意自己吸烟的照片被刊登在媒体上?”我考虑到他身为中央台的 “国嘴”,装作漫不经心地问着。“当然不介意,不抽烟怎么会是男人?”有点偏激,但和我的想法一样。
轻轻地掐灭手中的兰州烟,但是关于兰州的故事,却仍在继续着。
朱军说他是命很好的那种人,总是在关键时刻有贵人出现,至少是帮他理顺思路。到北京闯荡,最初是源自杨澜的一句话。那是1993年的时候,在一次合作主持七一晚会后,杨澜对朱军说:“我全国走了这么多地方,象你这样条件的男主持人还真不多,你就不打算到外面走走吗?” 当时他认为这是个不大不小的笑话,便一笑了之。可当杨澜回到北京,不到一个月时间,便打来电话,说广东电视台在招人,并推荐了朱军。
因为杨澜的这句话,朱军离开了兰州,但目的地却是北京。“我那时候刚刚结婚,在兰州我拿两份工资,在电视台和军区工作,主持两个栏目和各种晚会,在兰州也算是小名人。可我觉得人这一生最不应该的就是让自己后悔,北京毕竟是文化中心,想在事业上有所发展就必须到这里来。就象一条鱼一样,你在小溪里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,你会想寻找一条大河,在大河里游得差不多的时候你会奔向大海,人生就是这么一个过程。我想至少我应该出来看看,开开眼界,学习学习。那时候我从没有想过可以调到中央台,觉得中央台简直就是高高在上,可潜意识里我想看看自己在北京可以站在什么位置,同行当中我会被排定在什么位置,我觉得能清醒地认识到自己,就是成功的一半。我只是想寻求一个机会,来验证一下我——朱军,到底是什么样?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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