已婚男人 女人的爱情毒药?

　　爱情的男主角，他什么都有，有点钱，有点小能力，有涵养，有见地，另外，他还幽默，稳重，体贴。

　　他如此迷人，因此，他肯定还有一个爱他的妻子。

　　他什么都有，惟一没有的就是青春。

　　他惟一要向你索取的，也是青春。

　　亲爱的80女生，爱情是一种能力。这个已婚的毒药男人，他已经丧失了爱你的能力和权利。

　　爱你的人，他应该已经站成与你平等的姿态，或者，他正在跟着你的节拍成长。无论如何，去爱一个还有爱的自由，值得你爱的人。

　　别说爱不要结果。你正值青春，青春的花开完之后，没有结果会很惨，别说你不在乎结果，你输不起。

　　当然，你可以只是拿这一场花期当一场小小游戏，那么请你让路，相信爱情的人们，没空陪你。

　　生了虫子的老苹果那么甜

　　直到你离开我的时候，我还是不知道在你送给我的那摞露皇宣纸上写点什么。我埋头写下你的名字：应谦。我爱你。2005年6月11日。

　　你并不老，却有种长辈的暮气。而这种沉重的气质恰是当年我所需要的吧--刚刚在小恋人那里受到了伤害，我摒弃了那种笑出白牙齿的天真男孩，立即被你吸引。

　　你将一支烟当粉笔一样夹在食指和中指间，优雅的语言，你说：“台湾的作家里，女性的一位，我最欣赏朱天文。”

　　你后来对我说的话，也像朱天文的台词：“小珏，等你嫁的时候，我的卡你可以任意签，倾家荡产签光。”

　　今年我23岁，你34岁，等我嫁的时候，你大概也有40岁了吧。你们这代人和我们不一样，你们比较不在乎钱，而我却很在乎。为什么呢？大概是因为我们需要钱，因为我们穷。我不仅物质上因年轻而缺乏，精神上也一样十分穷困。

　　我渴望爱情，于是四处出击、寻找，可是往往找到的并不是完美的爱情。像是一只刺猬，年轻健康却很饥饿，它到处寻觅苹果，可最甜的一枚却生了虫子。

　　你就是那只生了虫子的老苹果。

　　你给我爱情，却不能爱我。因为你有了一个家，你的爱得分散成亲情、责任、道义分给你妻子和儿子。

　　于是你便给我钱，你顺着我的性子纵容我，从不违拗。你买了很多钻石给我，买了很多衣服给我，你甚至把私房钱拿出来给我的房子付了首期。一切看上去就都合情合理了，我成了你的情人。

　　我知道你这是在为有一天你离开我做打算，你想让我生活得好，不至于在失去爱情的同时在物质上也变得匮乏。你的好意我知道。

　　我便统统接受。我还能再怎样呢？我是那么爱你，我明白骨子里你是一个好人，只有好人才会受着这种折磨，若是坏人你一定会娶我，因为坏人对家庭没有责任心。

　　于是，越发是这样，我们的爱情越猛烈。

　　我喜欢枕着你的大腿看着你的下巴，对你说：“别去想将来吧。”

　　我们就是这样彼此鼓励劝勉，才一起走到了这一天，带着我们华丽的无耻，以及很多的无地自容。

　　有什么不可以呢？我时常这样问自己，得到的回答是：当然可以。

　　2005年4月，报纸上传出朱天文与侯孝贤的绯闻。新闻不大，但我却一直记着。因为朱天文是你最喜欢的作家，却是我最讨厌的女人。

　　朱天文，1956年出生于台湾高雄。侯孝贤比她大7岁。一起合作《小毕的故事》时，她是编剧，他是导演，不伦之恋大概由此而生。

　　很像我们的关系，你比我大了还不止7岁。

　　这么说来，我最讨厌的不是朱天文，而是我自己？

　　可我却深爱你。

　　沉默如谜的呼吸

　　第一次见面，约在上岛咖啡。

　　我穿了吊带的热带花卉连衣裙，细高跟凉鞋，自以为风姿妖娆。但很快我便知道自己错了，男人的蜜糖，往往是女人的砒霜。

　　“看得出来你很寂寞。”冯琳坐在我对面，这个35岁的女人胸有成竹地微笑道。她戴着金丝边的眼镜，衣着简单而干净。我想反驳，但是无从下手，我一直以为她不过是个普通的小学教师而已。

　　分别时，我看见她坐在出租车的前座，手很自然地搭在车窗上。我不知道她这种踏实感从何而来。我从来都是只坐后排，双手谨小慎微地抓着包。这也许就是我们对待爱情，对待男人的态度。

　　此时，距她第一次拨通我的电话，已经整整四年。

　　惟一的变化是我从22岁来到了26岁，而不变的是：我，冯琳，她的丈夫明徽，我们三个人平静的、微妙的、四年如一日的拉锯战。这场战争何时结束，我不知道，也许就是明天，也许还要熬过四年。

　　四年前，在我租来的小屋里，在清晨越来越清晰的光线中，我开始害怕，不知该怎样面对这个男人。那时我刚考上研究生，而他的身份是已婚。我侧着身子把头埋进被子里，不敢看他。他轻轻地把被子掀开，笑着问：“你吃几个煎蛋？”我听着厨房的响动，披衣下床，看他一米八几的大个子系着围裙往锅里倒油。一边用一只手熟练地敲开鸡蛋，再把壳准确无误地投进垃圾桶。我站在门口，听见鸡蛋“呲啦”一声在锅里炸开，炸出满屋温馨的香气。

　　我开始沉默而简单地爱上了这个男人。他会往我的菊花茶里多加一块冰糖，会买各种大小的泰迪熊当礼物，会揉我被高跟鞋打得生疼的脚。我对他说过，我并不在乎他是否结了婚。但谁都知道那是假的。我也慢慢地知道，原来每个男人心里，都希望有个花园，里面种着各种红白玫瑰，如果可能的话，不要给他们开始培育的机会。

　　冯琳第一次给我打电话，是四年前的深夜，当时我在学校的元旦舞会上，望着这个在心里默记过几百遍的座机号码，慌得手足无措。一抬眼，他正在很远处落寞地坐着。手机一再地响，不接，再响，再不接。宛如漫长的马拉松，那晚的电话长跑，我是赢家。

　　在我和明徽为他离不离婚大吵过后的第二天，冯琳的号码再次跳跃在我的手机屏幕上。我赌气般按下接听键，准备好了一切说辞，但电话那头竟无人说话，似乎有一丝呼吸声隐隐传来，然后就挂断了。这呼吸声沉默如一个谜语。我并不了解这个女人，和属于她的世界，我与她沟通的惟一方式，只有，一再伤害她。

　　我和她，究竟会得到怎样的补偿，这个答案已经藏匿了四年。也许明天就能揭晓，也许，会在我们心中存留一辈子。

（实习编辑：李梅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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